考研究所(考研究所的研究生好么)

考研究所,考研究所的研究生好么

简其华(右二)在广东艺专音乐本科学校

简其华与他搜集回来的苗族乐器

1963年,简其华(左)采访维吾尔族著名的民歌手阿布杜维里

文/ 刘红庆

编者按

2022年12月21日23时,简其华先生仙逝,享年98岁。本版特刊发左权籍传记作家刘红庆生前2013年采访简其华先生后所写文章,该文尚未发表,较全面地介绍了简先生对我国民族音乐的搜集、传承、传播之旅。

在马思聪介绍下

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部工作

简其华的家乡在广东省南海县西樵镇,与康有为、詹天佑是正宗同乡,小学在广州市立二十三小就读。据他回忆,那时的小学音乐等教育比现在的水平高,专门有一门课叫“图功音体”。

简其华家境一般,真正影响他人生轨迹的,是他的两个哥哥简滨和简川。日本投降后,简其华考取了广东省艺术专科学校,学校音乐系的主任是马思聪,黄飞立教指挥,赵沨教音乐欣赏与合唱。简其华说:“我们的音乐学院很穷,资料很少,赵沨给我们上一次音乐欣赏课,拿一个手摇的唱机、一张唱片就欣赏了,此外除了唱歌就是唱歌。”

简其华从训练班升入本科,三年毕业,就到了1948年。

这时候,哥哥简滨介绍简其华到越南岭南中学做音乐老师,音乐课分为三样:乐器、唱歌和欣赏。

在越南西贡,简其华工作了四年。四年间,他除了教书,也自学提高自己。而这几年间,越南并不太平,法国人武装占领了西贡,胡志明的部队从北方一直打到南方。越南快要解放时,西贡采取了戒严措施,晚上居民不能外出,简其华感觉在那里的生活没意思了。于是他给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写了一封信。没多久,马思聪便回信说:“你回来吧!”

简其华先回到广州,后到北京。他回忆说:“那时北京解放了,侨联真不错,我们下了火车就登记学生华侨,从广州一直到北京都有学生迎接,把我们拉到东管房那儿。”侨联帮助国外归来的学生办理升学手续或介绍工作。简其华说:“我有马思聪的信,中央音乐学院就同意接收我,我得到人事部门的通知,拿着信就去报到了。”

那时中央音乐学院还在天津,1952年9月18日,简其华到了学校,被分配在研究部。研究部负责人是李元庆,从延安回来的,简其华是研究部里最年轻的一员,才二十几岁。

研究部已经做过《中国古代音乐史展览》。简其华回忆:“那时国家跟苏联、东欧的关系密切,音乐家之间来往也多,苏联和东欧的音乐家来了,就看这个展览。”

简其华到时,音乐学院只有音乐史研究室,他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翻译《弦索备考》。这是一部手抄本中国器乐合奏曲谱集,为清人荣斋所编。简其华说:“杨荫浏(音乐教育家,音乐研究所副所长、所长)不知从哪儿弄来的,里面有13套民乐合奏。它跟其他谱子不一样的地方是,总谱之外每件乐器都有分谱。”简其华要把工尺谱翻译成五线谱。

简其华用时近一个月将《弦索备考》翻译完成。但当时的音乐研究所没有民间音乐的专门研究机构,所以他在翻译乐谱的同时,就跟着杨荫浏、王迪做北京音乐——京音乐。

简其华回忆:“采访北京智化寺京音乐,杨荫浏很重视,我们一起写了采访报告,报告里的图是我画的,因为我跟大哥学过。后来我还画乐器。研究所的人都知道我的画像模像样。”

河曲:在此采风三个月

感受到当地民歌感情的真挚

在杨荫浏主持下,1953年12月,研究部民间音乐研究室正式挂牌。张鲁任研究室主任,李佺民任秘书。“张鲁在延安时期就做民间采风工作,搞《白毛女》,对民间音乐很熟悉。”简其华说。

1953年年底,民间音乐研究室一成立,就组织了一次到山西河曲的采风活动。这是新中国第一次组织这样规模的采风。

一行人到了太原,山西省艺术学校派两个人专门负责接待。

他们希望通过山西本地人了解山西民歌的整体状况,便问当地人:“哪里民歌比较多比较好?”山西方面的人说:“听说河曲民歌不错,但我们也没去过。”简其华说:“那个时候没有人去河曲。河曲太偏僻了,交通不方便。”

而简其华一行选择了河曲。他回忆:“我们先坐火车到阳曲。下了火车就没有公路了,满眼都是黄土高坡。我们坐上大板车,把行李也放上去。可是第二天,大板车也不能走了,只能赶着毛驴走。我们坐上毛驴,行李也拴在驴背上。路弯弯曲曲的,走了三天才到河曲。”

到河曲先找到文化馆,文化馆安排他们住进了河曲县招待所。采风队的八人安顿后便分成四组采访,分几个点深入了解民歌。因为民歌中多是酸曲,河曲老百姓并不愿意在外人面前唱,所以简其华的印象是:“老百姓不敢唱。”因为研究部只有一台录音机,采风队没有拿,这样采风队只能全靠手记。

简其华至今依旧记得当年的感受,“河曲人民生活很苦,很多河曲民歌反映了这个地方的苦。老百姓没文化,唯一的文化就是唱歌,民间记忆和历史沉淀下来的东西,都编成歌来唱。最典型的《走西口》,唱的就是他们的悲苦命运。”简其华说:“很多催人泪下的歌,我都是低着头记,怕别人看到我流泪。”

河曲民歌简单,但高度浓缩了情感。有一首《赶毛驴》唱:“人在外头心在家,家里头堆着一朵花。”有押韵,有比喻。简其华由民歌的好联系到现在创作歌曲的贫弱,他说:“我们现在写的歌,长不溜丢的拉不断,每一句都好听,但太多好听就等于不好听,真正感人的还是民歌。”

简其华还说,南方民歌和北方民歌不一样。南方的如绍兴越曲,很抒情,不高亢,广东粤曲就比较咋呼一些。他庆幸自己能比较完整、集中地在一个地区学习当地民歌,“而且河曲民歌歌词的文学性强,音乐旋律性也强,因此很受欢迎。”

简其华一行在河曲采风了三个月,八个人,谁到了什么地方,都很清楚。赵宽仁对历史非常了解,就重点采访了“二人台”,于是“二人台”的调查报告由赵宽仁来写,其他则都是集体的。他们的采访成果最终做成了一本《河曲民歌探访专集》。

结束了河曲采风之旅,他们没有再回天津,而是直接到了北京十间房。在他们下乡期间,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搬到了北京。

贵州:三个月中体会到,只有在艰苦的地方才能得到好东西

1954年3月,研究部正式更名为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,改名后的第一个大手笔,是1956年到湖南做了一次民间音乐大普查,形成了《湖南音乐普查报告》。简其华说:“那次由杨荫浏带队,老先生年轻人一块,搞业务的十多个人都去了。”他们跟湖南当地的音乐干部混编,分成几个组一块下去,湖南主要的县城都去了。“有录音机,什么都录。戏曲、曲艺、民歌、器乐,苗族、土家族、侗族都有,汉族地区甚至包括寺庙音乐在内,大概去了两个月。”简其华回忆:“当时大家感觉掌握的少数民族音乐太少了,几乎是个空白。”

常言说,“三军未到,粮草先行”,搞少数民族音乐研究,没有材料怎么行!正当研究所的人为缺乏材料着急时,中央民族学院也为缺乏一手的民族文化资料而筹划下去搞调查。

在民族专题调查上,中央民族学院的吴泽霖教授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做过贵州苗族的专题调查,是这方面的先驱。于是,简其华和同事们专门拜访了吴教授。简其华一行虽然只考察少数民族的音乐,但如果能对少数民族的历史、社会、民俗有进一步了解,对理解起民歌来将更有帮助。虽然音乐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既没有经济上的关系,也没有领导和被领导关系,但他们都把眼光投向了贵州苗族,他们互相借鉴,目的是把一个民族的多彩生活记录下来。正因为这样,简其华说:“中央民族学院很欢迎我们搞少数民族音乐调查。”

1957年春天,33岁的简其华和何芸、张淑珍两位女同事离开北京,前往贵州苗族,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黔东南的台江县。何芸带队,张淑珍负责后勤和资料工作,简其华因为是男性,所以是劳动力。

车到台江县城还算方便,但要继续向乡间走,麻烦就来了。简其华回忆:“那里的生活确实比较艰苦,但是不到生活艰苦的地方就得不到好东西,因为丰富的原生态音乐资料都贮藏在边缘的、艰苦的、交通不方便的地方。”简其华、何芸、张淑珍由当地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带路,像探寻宝藏一样,靠自己的双脚朝崇山峻岭走去。简其华说:“县城录音不成问题,但下到乡间,有的地方没电,就艰苦了。而且没有路,没办法,我们每人拿根棍儿打草,因为怕路上有蛇。”

离开县城到了苗寨,只有骡马店没有招待所,需要自己做饭。住宿就是一个大房间里一个大通铺,一张大蚊帐,大家不分男女,钻进去就睡觉。这个过程中简其华发现,西南少数民族民歌歌词丰富,但曲调比较少,相比较而言,西北一带旋律更丰富。

“苗族民歌唱来唱去离不开飞歌,很有特点。他们唱歌在生活中是不让人听见的,这是历史原因形成的。苗族人的恋爱方式是以民歌为媒,端午之后,选个日子进行龙船比赛,到晚上,男的邀请女的出来,在树林底下比较背角的地方对歌,只要对方能听见就够了。唱身世,唱家庭,怎么爱慕,都唱出来。之后有机会就唱,一直唱到情投意合,直到结婚。”

在苗寨采访的三个月,他们还关注到苗族乐器芦笙和鼓。苗族女性打的鼓有铜鼓,也有皮鼓。简其华又是录音,又是照相。他从小对相机不陌生,读大学的时候也喜欢按两下子,“那次带的是36张胶卷的那种,是在天津时领导买的。”

简其华为芦笙拍了照片,专门就芦笙话题进行了采访。贵州苗族芦笙太丰富了,小的很小,大的差不多有楼顶那么高。因为研究所正在筹备乐器博物馆,所以简其华从贵州定制了一套芦笙,大大小小的很多件。这些芦笙都是纯手工制作,平时没有人这样大批量采购。但运回北京是麻烦事,简其华专门弄了一个大箱子,把置办的芦笙运回京。这批芦笙一直在各种乐器展中展出。

在贵州三个月,简其华的最大收获是出了两本书——《苗族民歌》和《苗族芦笙》。“音乐出版社对李元庆领导的研究所很尊重,我们的东西基本上写一本出一本。通过采访我们了解到少数民族芦笙的几个孔怎么按、怎么吹,很有学问。在那里,七八岁的小孩就接受这样的教育,有人教他们吹,但他们没有谱,老师说,孩子听,靠人们一代代传下来。

第一次去新疆:找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传统音乐

1958年,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继续进行。简其华回忆:“国家民委通过组织民族学院教授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,搞政治、经济的好找,但是缺少艺术方面的人,因此找到中央音乐学院。那时候民委出钱,我们出人,研究所好几位同志参加了少数民族音乐的调查。”简其华主动报名到新疆去,因为新疆民族多,音乐丰富。

“我担任副组长,负责哈萨克族民族音乐的调查。第一站到兰州,没有招待所,也是睡通铺,用篱笆盖的,躺着就睡。”从兰州继续向西,没有火车了,坐没篷没盖的解放牌卡车,“虽然还是9月,但我们把棉大衣、靴子、棉被等冬天穿用的东西都带上了。在卡车上没有8点钟起床、12点开饭一说,看着有冒烟的地方,不管几点钟,吃了饭继续走。”

在大漠上颠簸三天,到了乌鲁木齐。从乌鲁木齐到伊犁,也要三天,坐一样的车。到伊犁,简其华一行住进伊犁歌舞团的空房子里。

因为所有人都身处“大跃进”的环境下,所以各县各州也要把“大跃进”的生产成绩拿出来展示,这也是音乐调查的项目之一,但是展示出来的多是充满“炫耀”“浮夸”式的诗歌创作。简其华一心想要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传统音乐,而不是为顺应形势而创作的作品。这多少与当时的主流思想有点偏差,因为整个调查组强调的是不要独立搞自己单位的东西。

简其华回忆:“民族学院的老同志侯方若很懂业务。他知道我搞音乐要传统的东西,就支持我录音,有空儿还帮我找艺人来唱歌,唱伊犁民间流传的套曲。”

伊犁歌舞团有人专门做冬不拉,简其华像在贵州订购芦笙一样,也在伊犁订购了一套冬不拉,大大小小至少七八个。

1958年到1959年,简其华在新疆待了半年时间,一方面做社会历史调查,另一方面给找到的民歌录音。

第二次到新疆:系统研究木卡姆

1962年,38岁的简其华再次提出到新疆去。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在研究所工作的毛继增请求跟简其华一块去。两个人到了新疆,毛继增搞哈萨克冬不拉,简其华还到伊犁地区,又沉下心来做了半年研究,这一次他对北疆的木卡姆(维吾尔民歌)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。

他说:“大概一百多年前,人们从乌鲁木齐到北疆伊犁,把南疆的木卡姆带了过去,并在北疆流传开来。由于历史原因,或者是经济方面的,或者是艺人个体的,在北疆,南疆的东西有一部分失传了,比如‘十二木卡姆’只剩下十个,不完整了,但北疆很快又创作了四部木卡姆,所以木卡姆南疆是十二部,北疆是十四部。这是木卡姆的传承,也是发展。”

简其华对传承和发展都没有偏见,拿着录音机,全部录了下来。他后来完成了《北疆木卡姆》一书,在他眼里,伊犁民歌很好听,“新疆歌舞团一般唱民歌,大部分是开朗、清楚的伊犁民歌,而南疆民歌比较传统。”

简其华把木卡姆作为自己一生的主要研究对象。他发现,新疆人把民歌串起来,因此很有感染力。“为什么要串起来?因为维吾尔族有一种晚上的活动——星期五晚会,请来亲戚朋友,席地而坐,吃个饭,吃个水果,热闹热闹。这样的场合,就会请两三个艺人唱歌,一首不过瘾,两首还不够,慢慢地就把民歌串起来唱了,一首接一首地唱。内容上可以有联系,过门儿非常连贯,还很好听。”

简其华说,新疆人伴奏使用的铁鼓也非常具有地域特色。铁鼓,鼓腔是铁的,用羊羔皮或者骆驼皮蒙上,不用牛皮。通常情况下,是一大一小两只鼓,大的声音类似“嘟噜”,小的声音类似“登答登答”。再加上一个人吹着唢呐,吹出民歌的旋律,而打鼓的只打自己的节奏。慢吹紧打,融为一体。如果乐器齐全,会使用三对鼓,还会有人拉风琴。

简其华尽可能体会这种合作形式的妙处,他发现,虽是两只鼓,但其中一只的鼓点很明白,鼓师会永远打一个节奏,一直打。而另一个鼓师会像变奏曲一样,围绕着前一个鼓师打。简其华把这一切全录下来,经过多年潜心研究,陆续出版了《新疆伊犁维吾尔民歌》《新疆维吾尔歌舞赛乃姆》《哈萨克民歌》《北疆木卡姆》《论新疆音乐》《新疆鼓吹乐:维吾尔唢呐和纳格拉合奏套曲》等著述。

他也研究了王洛宾。他说,王洛宾对新疆民歌很了解,其实他有三类作品。一类完全是自己创作的,一类是吸收少数民族某些音调改编的,但有自己的创作成分,还有一类是他听着歌词,按照汉族音乐重新编写的,词还是原意。“当时不让署名,都说是新疆民歌,有的确实是他的,所以王洛宾对新疆民歌的贡献,传播只是一部分,还有创作与改编。”

从新疆回来,简其华还去过两趟陕北,接着参加了研究所“两史一论”的写作。所谓“两史一论”,是指《中国古代音乐史》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》和《民族音乐概论》。这是组织全国各个院校的研究力量做出来的三本书,作为教材使用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,简其华参加了《中国音乐词典》的编写,同时也承担了一定的教学任务。说到乔建中、伍国栋、田青等新一代学者,简其华说:“他们不是我严格意义上的学生,我年纪大,他们青出于蓝,做学问为人都不错。”

可以说,音乐研究所的60年,就是搜集整理研究传统音乐的60年。

供图/弓宇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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